首次嘗試改編政治論述

Q.您的作品持續在探討悲劇、基督教與人類存在之間的關聯。為何您在《美國　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選擇以18世紀的清教徒為主題？您為何想要改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經典著作《民主在美國》(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我選擇以清教徒為主題，是因為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用了相當多篇幅去探討美國民主誕生與清教徒本源兩者的關聯性。他用「清教徒基礎」(Puritan Foundation)去論證為何美國會產生民主現象。也就是說，他發現美國的民主制度完全奠基在鄉村的農民生活之上。因此，美國人發展民主的主要素材來自於神學。隨著政治制度的建構完整，神的概念也逐漸退居幕後，變成美國民主的潛在核心。民主的架構建立在清教徒的原則之上。正因如此，我才想要透過兩位清教徒農民之間的對話去處理宗教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聯。這對夫妻面臨到生存上的考驗。具有妄想症的太太表現了某種反抗的行徑。她起身對抗那個時代的社會體制。她根本不相信「美國夢」的存在。她身邊只有一片空曠的沙漠。她的舉動就像是一種女性發起的社會抗爭。

此外，《民主在美國》只是我創作的託辭。對我而言，一齣製作的主題或是標題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藉口。它們的目地是為了要凸顯出人性的衝突。儘管這齣戲的框架是美國和其民主的誕生，但人性的衝突與戲劇性卻遠遠凌駕於它們之上。

Q.您如何從托克維爾的著作中選取可以發展的舞台素材？

我只挑選書中讓我感興趣的主題，但沒有特定的理由。其實我很多年前就想改編《民主在美國》，因為這本書的標題非常吸引我。我決定把這部經典搬上舞台的原因絕非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絕對不是！我根本不在乎當代政治的爭議。此外，我改編《民主在美國》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托克維爾的觀點：他用歐洲人的角度觀察美國發生的現象，是為了要探究自身環境的民主制度。美國只是用來反映他身處條件的一面鏡子。這樣看來，托克維爾不停探索的其實是「民主」這個字。所以，托克維爾的著作真正讓我有興趣的是「民主」和「美國」這兩個字的影響力。於是，這兩個讓我深有感觸的字變成了我創作的出發點。我不時記下自己對於這兩個字的思索，最後才慢慢發展成《美國　民主》。我的創作絕不會在一開始就有明確的目的。我的劇場不存在任何特定的內容或訊息。對我來說，觀眾要自己去解讀。我只是在舞台上呈現出某些現象、丟出一些問題，之後觀眾應該自行去意會其中的涵義。

美國民主的悲劇性

Q.您如何連結美國拓荒者刻苦的生活和男性政治體系的誕生？

17世紀，美國拓荒者的信仰基礎是舊約聖經。舊約聖經原是猶太教的主要經典。而大多數前往美國開墾的「朝聖者」(pèlerins)都來自於英國。這群清教徒的信仰源自喀爾文主義(calvinisme)[1]。他們相信美國是耶和華承諾賜予給他們的「應許之地」。因此，他們自詡為「以色列之子」(Nouveau Israël)[2]，認為天主給予了他們治理這廣袤國家的權力，要他們成為這塊土地的主人。他們相信自己真的可以重現摩西引領猶太民族前往應許之地的傳奇。「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3]的理念貫穿了美國的歷史，也就是說，美國人民認為自己就像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被神授予了開墾處女地的任務。這種使命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想法，它可能完全是一種誤解。

的確，美國的政治充分顯現出一種男性主義。美國民主的誕生與奴役制脫離不了關係。美國人若沒有大量屠殺印第安人，根本不可能建設屬於自己的民主機制。因此，這種民主並不單純，它懷有一顆「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4]。托克維爾早就在論述中提出這種一體兩面的現象。他不僅著迷於美國民主體系的演進，同時也深深了解印第安人的慘劇。因此，在舞台改編中，我用兩個人物凸顯這種悲劇性。除了印第安人之外，清教徒妻子也深受折磨。她為拋棄親生孩子而感到悔恨，但是那個時代深受飢荒所苦的農民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手段取得溫飽。

除此之外，《民主在美國》也讓我想起關於希臘悲劇的哲學性問題。托克維爾的著作或許說明了希臘民主的衰退。一直以來，歐洲社會體系以希臘民主為典範，比方說，建立現代民主機制的法國大革命就是以希臘的政治制度作為範例。為了推翻帝制、成立共和，革命人士不僅參考了雅典城邦的機制，也將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奉為楷模。然而，美國民主卻跟古希臘文明毫無關聯。托克維爾當時就已經了解這兩個民主體制完全是對立的兩種典型。

希臘民主與悲劇有密切的關聯性。悲劇是雅典所孕育的精緻藝術。它是一種同時匯集文化、社會和美學特色的特殊現象，因為民主城邦不僅賦予了它成長的環境與養分，也是它存在的目的。希臘悲劇的誕生與民主制度的萌芽完全相輔相成。可以說，悲劇就是民主政體的表現方式。希臘悲劇是一種可以讓公民評判、意識難題正在萌生的體系，尤其是關於法治的疑問。但是，美國民主卻跟悲劇完全沒有任何關聯。它頂多只是悲劇中的一個枝節。這是托克維爾的另一項發現。

然而，《美國　民主》並不像是托克維爾的著作，以科學的角度去談論政治體系。我用極為自由的方式重現《民主在美國》給我的啟發。我改編這本經典並非要論證托克維爾所闡述的社會政治學說，而是要呈現出他筆下有什麼元素讓身為人類的我感到驚訝。之後，我再依據這些素材去發展戲劇環節。我不是政治家、也非哲學家、更不是理論家。我只是用自己覺得特別的材料去建構一齣戲。我並沒有企圖在創作中闡述什麼道理，或是解釋托克維爾的理論，那只會更糟。如果大家想要瞭解托克維爾的理論，根本沒有必要去看舞台演出，只要去念他的著作就好了。透過《美國　民主》，我想要讓觀眾體會到人類共通的情感。

Q.信仰與生存之間的矛盾是否為您舞台創作的研究主軸？

信仰與生存的矛盾並不是我一貫的創作主軸。的確，我曾在某些作品中探討這樣的主題，但它無法涵蓋我所有的創作。一直以來，我都是用人性的角度鑽研某項議題，試著深入了解它的各種面向。我只是將宗教化為戲劇的背景，而不是要發展一種探討信仰的劇場。我的創作跟信仰毫無關聯，根本不帶有任何宗教意味。

然而，面臨存在的疑惑，人類的內心就像是戰場。他們信仰的神從來沒有任何回應，彷彿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現象讓他們不知道應該要信守不渝或是心存疑慮。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神的樣子是什麼，要如何定義祂。神永遠是緘默之中的一股懸念。若是用希臘悲劇的角度去解讀基督教的信仰，我們發現教徒們彷彿都背負了一種悲劇的宿命。神的沉默就像是悲劇中經常出現的危機。悲劇英雄在經歷一切之後，永遠都得獨自面對存在的孤寂。即便他創建了屬於自己的天地，神早已離他而去。虛空的蒼芎下只剩下他自己孤單的身影。這就是希臘悲劇的特色。基督教的體系中，信仰具有一種虛構的成分。儘管大家都知道神不一定存在，祂不會回應我們的疑惑，人們還是需要一個耶穌基督的形象。這之中有一些令人無法接受、讓人充滿疑惑的地方。我認為，今日的宗教有一種倒退的趨勢，它讓人變得歇斯底里、神經緊張。所以，宗教仍是當代社會的關鍵議題，是可以讓所有觀眾深有感觸的創作素材。某種程度而言，我們不是都在信仰中尋找一種歸屬感？但我覺得這其實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在當代，宗教變得越來越像是一種意識型態，這樣的現象其實潛藏著很大的危機。

解構語言的功能

Q.《美國　民主》一開始的「易位構詞遊戲」(anagramme)將語言化為可操縱、改變意涵的物件；清教徒伊莉莎白口中的禱詞有時候像是全然陌生的「天語」(glossolalie)[5]；對印第安人來說，語言則是兩種文化的分野。無法與他者溝通的語言是貫穿整齣戲的關鍵。您是否企圖這齣戲中質疑語言的功能，甚至讓觀眾反思理性的力量？

對我而言，劇場唯一的功能就是讓語言失去作用。這就是劇場與「娛樂」(entertainment)之間最大的分野。劇場並不會使用淺顯易懂的語言，所以它與觀眾的溝通方式不像媒體那樣簡單、直接。劇場與娛樂的相異之處，就是它讓話語持續地空轉。因此，劇場要凸顯的是說話的「行動」，而非話語的內容。這樣會使觀眾產生一種詭譎的感受，讓他們用陌生的態度面對熟悉的語言。如此，觀眾的意識就會突然變得清醒。這種詭譎感中斷了他們原有的思緒，讓他們意識到某些東西根本不管用。然而，我認為這樣的效果會讓他們不再把語言當作是慣用的溝通工具，重新發現它無形的力量。

拉岡(Jacques Lacan)曾說，我們歸屬於語言，而非相反。我們只是語言長河的一條分流，它決定了我們看待生命的方式。對拉岡來說，潛意識的運作方式如同語言的建構。因此，語言超越了理性意識。要知道，我們永遠可以在語言中發現全新的世界、另一種層次。劇場也提供了類似的體驗。我們輕忽了語言的力量、沒有辦法完全掌握運用它的方式。所以，我們得要忘記原有說話的方式、不停地學習如何與他者溝通。劇場的功用在於讓人陷入一種語言的失憶症，使他們自問：這要怎麼解釋？這種詭異的感受是什麼？為何說話會變得如此奇怪？德國哲學家羅森茨維格(Franz Rosenzweig)[6]對悲劇有一種獨特的見解：希臘悲劇用語言去營造沉默。悲劇英雄越是滔滔不絕，場面越充滿一種沉靜的力量。可以說，話語衍生出靜默。這完全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我認為劇場的特質就是這種矛盾性。的確，劇場最重要的不只是語言，還有隱含在它背後的言下之意。

女性的力量

Q.在某些製作中，您選擇只跟女演員合作[7]，像是《美國　民主》的全體演員都是女性。為何您會作出這樣的選擇？您是否想用女性觀點剖析這個被男性意識操控的世界，還是企圖凸顯女性纖細的感官所感知的世界？

兩者皆是。這是讓女性發聲的一種方式。對我來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凸顯出身體的人性。她們不只有孕育生命的能力，也比較親近土地。另外，父權體制下的女性也深深了解存在的虛無。當她們決定必須有所行動時，會形成一種強大的反抗力量。我沒有刻意偏好女性演員。我有時候也只跟男演員合作。我會在舞台上選擇同一個性別的表演者，是因為他們散發出來的集體能量。對我而言，女性展現的力量會比男性更為強烈。如果舞台上呈現法治體系對人類的壓迫，一名女子會比一名男子來得更為強烈。無論她勇於控訴，甚至沉默，她都會比男性散發出更強大的能量。對我來說，選取角色的性別並沒有特殊的邏輯。這全靠我個人的直覺。我沒有刻意決定一定要跟男性或女性工作。有時候是到排練場上，我才發現表演者清一色都是女性。

Q.在您的藝術創作中，性和身體是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我並不那麼認為。某些時候，我的作品中會出現某種裸露的形式，但它絕對不會讓人產生任何色情或是慾望的遐想。我只是想用身體去凸顯心靈上的赤裸、坦蕩。《美國　民主》中，伊莉莎白撕開自己的衣襟，代表了她企圖擺脫清教徒妻子的身分。她想放棄禱告，掙脫語言和父權體制的枷鎖。她決定徹底與英語文化劃清界線，所以她扯開自己清教徒的衣裳、開始說印第安話。因為語言也是一種服裝、一種壓迫她的外在束縛，不是嗎？當她擺脫掉這些羈絆，她進入了一種如夢如幻的境界，發現其他女子彷彿都是她的分身，跟她一樣在相同的處境中掙扎。儘管這些女人的模樣各不相同，但她們都代表了女性類似的命運。她彷彿在潛意識裡與其他女性共度了一場狂歡的宴會。或許，她徘徊在生死的邊界。總之，她已經脫離意識所能掌控的範圍，來到了彼岸。她離開了充滿權力鬥爭的現世，來到一個狂歡的世界。那裡只有節慶的氛圍，沒有一丁點政治色彩。

我有時候也會用黑盒子作為舞台空間，也會選擇其它場域。然而，我的確經常使用白色房間。因為，對我而言，這樣的空間保有一種中性的特質，不只能凸顯舞台上的主體，也能讓觀眾更專注地去觀察場上出現的角色、物件、動物和聲音、所營造的氛圍、甚至是編排的手法。純白的封閉空間可以讓某些東西變得更加醒目。我會在《美國　民主》中使用這樣的空間，也是因為白色令人聯想到清教徒的文化。清教徒要求自己潔身自愛、純一不染。這當然是一種妄想。除此之外，我會選擇這種純潔無瑕的空間，也可能是因為白色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Q.比起您以往的作品，《美國　民主》的場面調度變得更為精煉。您是否刻意減少撼動人心的效果，讓演出脫離舞台奇觀？

對我來說，《美國　民主》不僅是一齣戲劇性極為強烈的演出，也是我目前創作階段的最後一部作品。它總結了之前所有作品的特色。我覺得自己得改變未來的創作風格，展開全新的舞台實驗。在往後幾年的創作計劃中，我並不會把重心擺在戲劇性之上。無論是舞台形式、技術層面或畫面剪輯，它們都會比以往的作品更為簡單。《美國　民主》不僅有許多舞台裝置，我也用極為複雜的手法處理敘事編排。在未來的創作階段中，我會比較偏向線性敘事。這不表示，我日後的作品會變得簡單易懂，而是會建立在嶄新的戲劇結構之上。

Q.您如何看待音樂與音效在《美國　民主》中扮演的角色？

《美國　民主》的音樂設計是史考特･吉本斯(Scott Gibbons)[8]。他是我長久以來的合作夥伴。對我來說，他幾乎就像是我創作的左右手、我的兄弟。他用麥克風搜集音效，但他從來不會重新調整，也不會去合成這些音效素材，只會透過電聲學的技術使其產生變化。即使經過處理之後，我們還是可以感覺到聲音上的質感。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觸感音樂」(musique haptique)，也就是說，我們仍可以感覺到音效的原有質感。我認為這樣的處理手法非常精彩，吉本斯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在他的設計之下，音效和聽覺效果不再是演出的一種裝飾，它們反而會間接地影響並改變觀眾的情緒。他的音效與音樂設計是戲劇編排的重要關鍵。

觀眾凝視的力量

Q.對您而言，劇場的藝術價值是否在於它讓觀眾透過凝視體悟到物質與精神之間的關聯？

沒錯，劇場是一門凝視的藝術。首先，劇場的希臘字源θέατρον意味著「觀看的場所」。對我而言，劇場不僅讓人意識到觀看的重要性，也使他們思考自己觀看的方式。換句話說，劇場的價值超越了其呈現的內容和所傳遞的訊息。我認為這兩者一點都不重要。劇場的真正關鍵在於它讓人學習如何觀察。因為劇場的觀眾有可以自行選擇切入的角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看，不知不覺地被傳媒綁架，變成了影像的受害者。然而，劇場觀眾卻有選擇的機會，讓他更新自己觀看的方式。我認為這相當重要，劇場讓人意識到「看」其實具有不同的層次。我在作品中讓「看」從被動的動作轉變為迫切的行動，強調出它的潛在力量。劇場觀眾的凝視將眼前的景象轉化為另一種形式。所以，他們的位置才會顯得如此重要。

Q.您認為凝視是否會在觀眾心中衍生出其它的感官效果？

當然會。有一種說法叫「視觸覺」(regard haptique)，也就是說，視覺可以引發觸覺的感官。假使我們凝視一件物品，心中會產生觸摸它表面、皮膚和形體的感受。剛剛提到的透明帷幕，也是為了讓觀眾的視覺產生類似的效果。當腦中感受到視覺衍生出的觸感，會完全開啟我們的感官。

劇場與現實

Q.儘管您聲稱自己的創作與當代政治毫無關聯，但您有許多作品都觸及歐洲社會敏感的神經[9]。您如何解釋劇場與時事的關聯性？

我的作品並非時事的註解，也不是一種當代社會的評論。但是，我跟所有當代人一樣，無法漠視現存的種種問題。身為這世界的一份子，我可能不自覺地被現實影響，將它轉化並融入自己的創作之中。這是無法避免的。這也是回應當代觀眾的一種方式。毫無疑問，創作的字裡行間一定會透露出作品與時間的關係，以及現實的穿透力。《美國　民主》中存在著一股省視當代社會的潛在張力。但這並不是我刻意安排的，它就這麼發生了，因為創作與現實一直存在著某種關聯。這齣製作並非一種現世的縮影。儘管它讓人聯想起對於當代的恐懼、不確定感，但我沒有刻意要營造這些感受。我沒有能力給予任何答案，這一點相當重要。我個人完全不認同歐洲劇場的機制，導演不會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所以，我怎麼會有能力教訓別人呢？我認為藝術家的職責不是找到答案，而是製造問題。藝術家不是政治家，我們無法解決這個社會上的問題。我們的責任是喚醒觀者的意識，但不應該提供任何解答、參雜任何評判。《美國　民主》中，伊莉莎白做出令常人無法接受的事，但我沒有用任何批判的觀點形塑這個角色。她極具爭議的行徑是我拋給觀眾的問題。觀眾得自行決定如何面對這樣的疑問。我不會給他們任何明確的思考方向，只會讓他們覺得一定要有所行動。我在重申一次，劇場與娛樂完全不同。它不會提供任何斷然的結論和確定的意涵。它不是實際的物體，而是真實的體驗。有時候，這種體驗可能會讓人覺得彆扭或苦惱，就像是看完戲的觀眾一直無法擺脫心中懸而未決的疑惑。我認為這才是劇場應該要給人的感受。

東方與西方

Q.2010年，您在臺北藝術節呈現《嘿，女生！》(Hey Girl !)和《我思》(IO Penso)兩部作品。您認為首度來到臺灣巡演的經驗如何？

那是一次相當寶貴的經驗。不管跟合作的藝術節團隊和演員，或是臺北的觀眾，我對他們的印象都非常好。這趟旅行為我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除了天氣。臺北的氣溫實在是太高了。除此之外，我的製作團隊都留下一段珍貴的回憶，尤其是對臺灣人親切的態度，以及他們追求精準的專業精神。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難能可貴的體驗。

Q.以您的經驗而言，亞洲和西方觀眾會不會用不同的方式感知您的作品？

可能會，畢竟源自希臘文明的西方文化還是不同於東方。但某種程度而言，我認為無論觀眾來自那個地方，他們內心的感受都是一樣的。也許，他們解讀符碼方式會有所差異，但他們都用同樣的方式體會人性的衝突與情感。所以，觀眾的反應也不會有任何差別。

撰文/王世偉　　圖片提供/Slava Filippov

[1] 受到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啟發，16世紀的法國神學家讓·喀爾文(Jean Calvin)致力於改革天主教的階級制度，主張聖經宣揚的個人價值、信仰的獨立性與品德言行的自律性。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16世紀至17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也成為英格蘭清教徒參考的重要依據。

[2]在《舊約聖經》的＜創世記＞章節中，耶和華承諾亞伯拉罕先知，要賜與一塊沃土給他的後裔。亞伯拉罕的兒子雅各(Jacob)在與天使摔跤之後改名為「以色列」。因此，自認為應該繼承神「應許之地」的人稱自己為「以色列之子」(Israelites)。

[3] 「昭昭天命」最初為19世紀美國民主共和黨所使用的政治標語，後來成為一種主張美國領土擴張的意識形態。

[4] 《黑暗之心》是波蘭裔英國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99年出版的小說，內容描述文明與野蠻鬥爭下的人性黑暗面。卡士鐵路奇在此引用這本小說的標題暗示創建美國民主背後的種族屠殺與殖民心態。

[5] 「天語」指的是信徒虔誠禱告時所發出的一連串聲音。這些含渾不清的聲音像是一種無法理解的方言，因此也被視為一種宗教狂熱的吟哦。

[6] 羅森茨維格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猶太裔德國哲學家，其思想遍及宗教、心理學、語言、戰爭與美學。卡式鐵路奇在此引用他的想法出自於他1921年的著作《救贖之星》(Der Stern der Erlösung)。

[7] 近十年來，卡士鐵路奇用使用女演員的演出包含了《嘿，女生!》(2007)、《四季重生》The Four Season Restaurant (2012)、《天鵝之歌D744》Schwanengesang D744(2013)、《暴君伊底帕斯》Ödipus der Tyrann(2015)、《倫理―靈魂的本性與源頭》(ETHICA Natura e Origine della Mente(2016)。

[8] 史考特･吉本斯為美國音樂家，擅用電子音效進行創作。從1999年開始，他就與卡士鐵路奇一起工作。

[9] 卡士鐵路奇2011年的創作《關於神之子肖像的概念》(Sul concetto di volto nel figlio di Dio)因在五台上呈現失禁的橋段與涉嫌褻瀆耶穌畫面，在亞維儂與巴黎接受到天主教保守人士的抗議，甚至企圖中斷演出。2015年，《萬神殿之排檔間飾》(Le Metope del Partenone)在巴黎演出時，劇中的殘酷場景讓人回想起日前街頭恐攻的畫面。2017年，他的新作《美國民主》不僅讓人想起是否與川普當選總統有關，也涉及許多懸而未解的現世議題：移民的處境、男性主義下的制憲、對原住民的壓迫…等。